如果不是有經濟學者和官員不止一次提到一個令人聽起來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經濟過熱”，很少有人會想起似乎已經久遠的1992年。警告者說，2003年的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過熱的苗頭，就像1992年曾經發生過的那樣；如果我們不對此做出及時的反應，等到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真的來臨的時候，一切就已經太晚了。
確實，當我們翻開90年代的中國經濟史，會很驚訝地發現，2003年的中國經濟與1992年有太多的相似之處。1992年貨幣投放也是一個創記錄的年份，那一年投資增長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經濟過熱是那一年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對于房地產的擔憂與今天如出一轍，重復建設與現在似乎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樣也說的是汽車、鋼鐵和開發區。
可是，1992年與2003年的中國又有太多的不同之處。我們需要真真切切地看看，當中國經濟的列車行駛過1992年的時候，究竟留下了怎樣的痕跡，而那樣一種痕跡又給我們的記憶涂上了怎樣的一種色彩，以至于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的官員們在談到1992年的時候，每每都帶著一種強烈的警戒心理。這種警戒心理一直影響到今天我們對經濟的分析和判斷。
興奮的1992
按照慣例，《人民日報》會在每年元旦這一天發表新年社論，而這個社論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對上一年總結和對當年進行展望、定下基調的作用，并且這個基調代表著政府的看法。1992年這一年的《人民日報》新年社論這樣寫道：經過三年的持續努力，經濟秩序有比較明顯的改善，整個國民經濟已經恢復到正常的增長速度，治理整頓的主要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后來的歷史證明，中國經濟確實由此進入一輪騰飛期。
1992年是“八五”計劃實施第二年，經濟界人士說，這是實現第二步發展戰略的起步年。創業潮也在此時在中國上下興起。在重慶，55歲的尹明善這一年開始了第一次創業，憑著手里的20萬元開了一個9個人的小作坊，生產摩托車發動機；與尹明善在同一個城市的宗申幾乎同時也把創業的目光鎖定在摩托車上。后來這兩人都成了摩托車行業的風云人物；這一年，上海的郭廣昌和幾個同學湊錢注冊了一家公司，成為后來的復星集團最早的雛形；大連的徐明也是在這時候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企業。如果仔細看看，后來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出現過的很多名字，在這時候剛剛開始掘他們的第一桶金。
1992年3月，摩托羅拉公司宣布投資1.2億美元在天津開發區建立亞洲地區最大的生產基地，拉開了外資大舉進入中國的序幕。后來在中國市場上成功的跨國企業，比如像寶潔、康師傅，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在大陸建立合資企業。根據當年的統計資料，1992年新簽利用外資協議金額6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倍；實際使用外資188億美元，增長62.7%。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協議金額575億美元，實際投資111.6億美元，分別增長3.8倍和1.6倍。到1992年末，在我國注冊的“三資”企業已達8.4萬個，比上年末增加4.7萬個。
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應該是1月鄧小平的南巡。鄧小平在南方的講話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被陸續傳出。2月28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南方談話作為中央1992年第二號文件下發，并發出通知，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干部。很多人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
中國“入關”談判在這一年取得了突破。翻看那時候的報紙，不時可以發現對于入關之后相關產業是否會受到沖擊的報道和分析。在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宣布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爭論也終于結束。在日內瓦舉行的中國工作組第12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宣布：我們中國也是搞市場經濟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這個宣布在當時的關協總部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從而結束了對中國貿易體制的審議。中國與美國也達成了市場開放的協議。
一些樂觀的聲音開始說，中國最快將在1993年就會加入關貿總協定。在福建，由于預計中國將會很快入關，人民幣將實現自由兌換，加上通貨膨脹的預期，黑市人民幣兌換美元價格到了6.8比1。
此外，一直讓人們揪心的價格改革已經露出了曙光。10月7日的消息說，中國的價格改革已經過了萬重山，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定價的商品僅有20.9%。而且，更讓人們感到樂觀的是，價格改革似乎并沒有帶來物價的大幅度上漲。
上漲的是股市。在上海，在1992年的7月份，股市中有一種瘋狂在蔓延。當時的媒體報道說，一切自發性的全民炒股熱潮已經蔓延到浦江兩岸。認購證從30元一張漲到6月初的4000到8000元一張，面值百元的上海豫園股票5月25日收盤價突破萬元大關，因為5月1日上海股票實行自由定價交易。這種瘋狂最終演化成了當年8月在深圳的一場風波。中國證券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一幕發生了，發行股票認購證吸引了100萬全國各地的人涌進深圳，一張認購證被翻炒到上千元，還鬧出了不小的事端。
說到汽車工業，沒有人可以忽視1992年。這是中國汽車工業狂飆突進的年份。1992年1-5月，汽車產量和銷售量都比上年同期增長46%和36.7%，庫存則下降了30%。到8月份，天津夏利公司的負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外界宣布，夏利的訂單已經排到了1993年的第一季度。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吳志強副總經理樂觀地對媒體說，今年產量將超過原計劃的65萬輛，達到80萬輛，比歷史最高的1988年增長大約20萬輛。但是，他的估計也保守了。事實是，1992年中國汽車的產量首次突破了100萬輛，增長幅度超過了50%。不過你很難說那樣的速度是否太快。因為從那時到邁進200萬汽車產量的臺階，中國只花了8年的時間，超過300萬又用了2年。而1992年汽車業井噴式的行情在2003年重演，100萬輛只是2003年一個季度的產量，并且再用1年的時間，中國汽車產量就可能超過400萬輛。
不過，1992年說到重復建設的時候，也沒有人會忘了汽車工業。也是在那一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說，汽車工業要總量控制，要搞好宏觀調控。
輿論這時已經在討論要不要再建一個新寶鋼的問題。當時中國鋼材產能已經達到了7000萬噸，位居世界第四，但是鋼材的缺口仍然很大。1992年1-10月份，中國進口470萬噸鋼材，比上年同期增長了80.3%，全年進口總量則超過了600萬噸。
房地產泡沫
1992年，在海南搞房地產的潘石屹離開了熱火朝天、每天還在上演著一夜暴富神話的海南，轉而來到了北京。潘石屹后來回憶說，當時我們公司一共6個合伙人，4個人在海口的北方大廈開了一個會。當時與潘在一起的馮侖說：“海南的房子炒得有點過火了，形勢不妙，我們該收場了。北方地盤大，有發展空間，我們得去占個先。”大家都同意。談到讓誰去，潘石屹說那就讓他去。潘石屹承認，后來海南房地產崩盤，他并不是先知先覺。
有數據表明，在1991年底至1992年初，海南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大約只有372家，注冊資金13億多元，1992年底便迅速增加到1000多家，注冊資金達到40億元。對于海南的神話，當時市場上流行的一則故事很好地說明了那種情形。一個從外地來海口打工的農民，因身無分文每天晚上只好睡在大街上。某一天，他偶然睡在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大門口，早上醒來一看，身后排著長長的一溜人。最后，這個民工賣掉自己的位置拿到了“從天上掉下來”的7萬塊錢，高高興興地離開了。
那時候住房制度改革還沒有鋪開，住房貸款向個人敞開大門，只是在當年10月才開始，建設銀行的行長周道炯宣布了這一個消息。而取消福利分房則是6年之后的事情了。
潘石屹說：“那是一個開放而令人激動的年代。”當然，在他看來，那也是一個多少有些荒唐的年代。“我還記得，當時鄰居的老太太們在看到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有關于價格改革的那么一句話后，就買了好多條肥皂啊什么的回家。當時經濟上、思想上、觀念上……整個大環境的巨變，連老太太都意識到應該做點什么，但因為是之前沒做過沒經歷過的事，大家都頭腦發熱，不知道該做什么，無論是政府還是平民老百姓。”
從興奮到失控
1992年，顯然大家都有些性急，覺得走路太慢，恨不得能跑起來，這種氣氛多少影響了宏觀決策部門。那一年的8月2日，有關國家部委修改了八五計劃，普遍把原計劃的經濟發展目標加以提前，郵電、化工、鐵道、交通和能源都是如此。
在1992年三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于當年的經濟增長計劃做了這樣的描述：國民生產總值增長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投資要符合產業政策，避免盲目發展和重復建設。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12.3%，貨幣發行和新增信貸規模與去年大體持平，零售物價上漲幅度控制在6%以內。報告特別指出，考慮到治理整頓剛剛結束，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一些不穩定因素，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是調整結構和提高效益，因此在今年經濟增長速度的計劃安排上，是留有余地的。
更早些時候，由經濟學家劉國光主持的《經濟藍皮書》對1992年的經濟增長率作出了預測，認為GDP增長率將達到6-7%，投資5800-6000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量增加12%，零售物價指數上升5-7%，新增貸款規模為2700-3200億元。國家信息中心的預測則說，商品零售物價總指數控制在6%以內是可能的。
在1991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7%，而零售物價只上漲了2.9%。對于1992年的經濟走勢預期，可以用平穩兩個字來形容。
但是，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這種變化在上半年的經濟數據公布后顯得格外突出，以至于人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隨之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92年上半年GDP增長10.6%，結束了1991年的平穩增長，步入高速增長時期，在建規模全民所有制突破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0%。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說，經濟運行已經進入了高速增長期。不過發言人警告說，雖然經濟運行仍然處在綠燈范圍之內，但是新開工投資項目過多，在建規模偏大，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等問題應引起警惕。
國家信息中心有關人士在7月份表達了更深的憂慮：運輸緊張矛盾，生產資料交割加速上漲，消費品價格也持續上漲，生產和流通部門的短期預期正在形成。這位人士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采取緊縮政策，防止過熱情況下信息失真導致新的結構失衡。
與此同時，從年初開始的生產資料價格漲勢還在持續。全國各地傳來的消息都在證明這一點：全國鋼材價格狂漲，水泥價格猛漲。短短一年時間，中國的鋼材產量增加了1000多萬噸，水泥產量增加了20%以上。
中國人民銀行綜合司的人士在1992年11月14日撰文說，盡管存在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但是總供需缺口還不大，相對寬松的經濟環境尚未逝去。但是文章說，如果經濟持續過熱，相對寬松的總供需就會發生變化，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就有可能比較快地釋放出來。并且這位人士提出，如果在某個時候發現通貨膨脹比較快地提高，應當及時地提高利率。
到了年底，人們都在猜測存款利率將要調整，保值儲蓄將要恢復。
事實上，從1992年的第三季度開始，人民銀行已經從嚴控制專業銀行的貸款發放，信貸擴張的勢頭降下來了。1992年12月，中辦和國辦下達緊急通知，要求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除必須新開工的重要項目，嚴格按照審批權限審批外，一般項目不得開工。設置開發區的審批權限不得層層下放。對那些不具備基本條件和超越權限批準的開發區及房地產項目，要立即進行調整，各地銀行要停止供應資金。
中央政府在踩剎車了，但是從當時的情況看，剎車有點失靈。因為投資還在加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于當時的經濟形勢的疑問，包括媒體都在尋找答案：明年會出現通貨膨脹嗎？
在1992年12月下旬召開的一個研討會上，學者們爭論的最主要的話題就是：當前的經濟過熱了嗎？參加研討的有國家信息中心、中國社科院、國家統計局、國家體改委、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經貿辦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學者和官員。《中華工商時報》披露了研討會的主要內容，絕大多數人對1992年的經濟增長持肯定的看法，認為“不存在過熱和過快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他們用來比較的參照系是1988年。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盡管經濟發展態勢與1988年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從總體上觀察，有本質的不同。他們認為，1992年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三年的治理整頓基礎上的，目前正處在經濟發展的上升期。有學者則表示，1992年投資的高速增長是一種恢復性的增長，從幾年來的平均水平看，不是迅猛，而是不足，更談不上通貨膨脹。
后來有評論說，當時的爭論甚至上升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有人把認為經濟并未過熱、不必采取緊縮措施的人劃為“改革派”，把認為經濟已經過熱、應當及時調整的人劃歸為“保守派”。事實上，這種爭論到了1993年還在持續，即使在1993年7月，加強宏觀調控的16條應急措施出臺之后，爭論也仍然沒有結束。
即使在今天，潘石屹在回憶起16條的時候，仍然說：“有點突然、有點過了”。他說，感到了被“一下子砍斷胳膊”的疼，“我覺得應該是哪兒有傷，哪兒治傷。找清楚問題在哪兒，然后再看該怎么治療，不能因為手上疼，就把整個胳膊砍了。”
據1993年初發布的199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1992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23938億元，比上年增長12.8%；消費品零售額9613億元，增長16.6%；居民生活費用價格上漲6.4%，其中城鎮8.6 %；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5.6%。全年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582億元，比上年增長37.6%，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第二個高峰。
2003會不同嗎？
今天，人們對經濟過熱擔心，更多的是因為1993年和1994年遭遇的經歷。許多人相信，如果2003年的情況與1992年是相似的，并且我們沒有及時采取措施，2004年也許會發生類似于1993年和1994年的情況，雖然情況可能不會那么糟。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所說，這是一種經驗的判斷，這種判斷也許沒有錯。事實上，我們更可以說，1992年很像1988年。
1988年的中國經濟從體制上來說與1992年沒有本質的區別，盡管改革仍然在持續，但是關鍵部分的改革，如經濟體制、政府體制、企業體制的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而且，市場格局此時還沒有完全走出賣方市場，價格改革還在繼續，雙軌制還沒有宣告終結，這使得兩者在體制層面上有很強的可比性。
對于今日與1992年的不同，潘石屹的說法是：“我是隨著中國的市場經濟一起成長的人，現在已經不是1992年的狀況了。”潘認為當時房地產泡沫產生的原因，更多是大環境的因素，方方面面都不成熟、不理智——國家沒有宏觀調控的經驗、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所以導致房地產投資的瘋狂和盲目，結果造成整個行業的混亂和崩潰。
“但現在沒有人買房是為了炒房，都是為了自己住房條件的改善或者添一份更可靠的產業，這是因為經濟發展這些年來，人民生活水平積累到這個程度了，在溫飽解決后，就追求住得更好，和當初拿著房號炒房不是一回事。”潘石屹說。
是的，2003年的中國經濟是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建立并且在逐步深化的經濟，是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的經濟。這使得任何與1992年的比較都會因為喪失體制基礎而顯得缺乏說服力。10年的時間已經使支撐中國經濟這趟列車運行的動力有了本質的不同。因此，我們不能用一個標準去評價這兩列列車的運行速度和質量。
也許，與1990年代初相比，沒有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只剩我們的金融體制。直到今天，人們對金融風險的擔心沒有減少。而這也是今日一些人對經濟過熱擔憂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3與1992：擴張機理不同
經濟觀察報：今年上半年的各項經濟指標陸續出來后，研究宏觀經濟的學者和制定宏觀政策的官員對于經濟形勢的判斷有很多。其中有一種爭論引人注意，就是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過熱的苗頭，同意這個看法的人都提到了1992年，認為中國經濟可能會重蹈1992年的覆轍，您覺得為什么會這樣？
張立群：過去的幾次過熱都有這樣一些跡象：一開始是投資的高增長、貨幣供應量的高增長，然后就會出現高的經濟增長，接著是高的通貨膨脹。
今年上半年的投資增長高達30%以上，是近10年來都沒有出現過的高增長。同時，M2增速為20.8%，貸款增速22.9%。單看上面這些數據，有些學者擔心，這種情況與過去很類似，經濟的先行指標已經顯現出來好像有了過熱的跡象了。從經驗的角度講，出現了苗頭就應該早做調整，過去的經驗就是沒有及時調整，結果真的熱起來之后，就比較難調整。比如1992年。
而且，貨幣政策有半年的遲滯期，即使是現在調整，半年后才能顯現出效果。物價水平與供求關系也是如此。所以，一些學者建議要預調整，早動手。宏觀調節要有一個提前量，從經驗的角度講這是沒有錯的。
另外，央行是有些擔心，認為貨幣供給對經濟增長有直接的責任。貨幣供給這么快，在某種程度上說，不是貨幣政策直接能夠左右的。比如結匯渠道的人民幣投放，對貨幣政策是有擠壓的。因為這個結果不是貨幣政策主動執行的結果，所以央行對通貨膨脹很警覺。結合歷史的經驗看，貨幣增長這么快是有風險的。從歷史經驗看，確實有些問題需要早做準備。
經濟觀察報：從一些宏觀數據的指標來看，1992年的情況跟現在的確是很相似的，而且在當年對于經濟是否過熱的爭論也跟現在有很多的相同之處。在您看來，今年的經濟增長跟當年的經濟增長是否有區別？我們如何來判斷？
張立群：1992年和2003年，從宏觀經濟運行的一些指標上看，的確是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經濟運行的背景差異是很大的，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也有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說，現在的整個擴張的機理跟當時是不一樣的。原因是：
第一， 供給跟隨市場的能力現在比過去要強大得多。過去的過熱伴隨著瓶頸和短缺：1980年代是消費品，比如1988年的電視機等家用電器；1990年代的過熱伴隨著基礎產品的短缺。因為加工業產能擴大后，基礎工業跟不上，這是一個產業鏈條上的短板。原材料緊張、電力緊張、價格上漲都是由供給的短缺造成的。
但是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短缺時代結束，供給的基礎改變了。過去一切是計劃為主，現在是由市場決定為主，消費投資由企業和居民決定，與價格和企業居民的預期有關。供給由計劃安排到市場決定，因此不可能出現長期的短缺，市場可以調節供求關系，意味著經濟體制從量變到質變的轉變，供求總量關系從根本上改變了。市場對供求的調節能力強大，這是這一輪增長的前提，汽車、住房都沒有出現嚴重的供不應求現象，關聯產業，比如鋼材、有色金屬、水泥、玻璃，這幾年上得非常多，證明了市場對供求的調節。
2001年以前，我們認為鋼材的供求平衡點是1億噸，但是去年的平衡點就達到了2億噸，今年的產量將會超過2億噸。此外，進口的調節能力也很大，因為外匯儲備充足。我們再看電力，一看到短缺，馬上就有發電能力的增長，今年電力設備的定單都滿了，所以電力短缺不會是長期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因為供給能跟上需求，因此很難想象會出現嚴重的價格上漲。今年上半年消費價格指數也不過上漲了0.6%，生產資料價格也不過是百分之四點幾。
第二， 投資的高增長不會帶來新的通貨膨脹。
在1992年到1997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平均是11.5%，這幾年一直在8%左右。為什么現在從8%往上走就不對了？那么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是多少為益？我們需要保持什么樣的增長率呢？現在我們的資金供給很大，外資流入很高，勞動力充裕，解決就業是個大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潛在的增長不會是一個很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從市場的角度看，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未來市場的空間還很大。這和90年代是不同的。城市居民住房水平低，住房的需求空間很大，上半年房地產的銷售速度比開發速度快，證明房地產沒有受到需求的約束。汽車，去年中國城市的普及率不到1%，北京高一點也不過19%，而日本是87%，中國與世界差距很大。從未來看，只要經濟增長能夠持續，收入就能夠保持，消費者的支付能力就有保障。因此，從增長過程看，目前還不存在風險。
目前的增長在升溫，還未能達到繁榮，什么時候達到繁榮還有待觀察，要看兩個指標：一是物價較快上升，發現了瓶頸制約；二是國際收支對進口和資金的進入形成約束。如果這兩個指標正常，就沒有達到充分的繁榮，從這兩個指標看，不能輕言中國經濟過熱。
再來看投資主體。現在的投資中，行政主導的投資還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市場主導的投資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比如民營企業的投資。這跟1992年時的投資有很大的區別，當時更多的是政府的投資。如果說當時的情況主要是政府的攀比性投資，那么今天就主要是企業的自主性投資。換句話說，今天的生產和消費已經形成了一種聯動的關系——生產推動消費，消費拉動生產。生產和供給的決定機制跟當年是大不一樣的。現在的需求是受到收入約束的，是有邊界的，也正因為如此，現在投資擴張要負的風險責任比過去大得多。
現在有些觀點說中國經濟目前是投資主導的過熱，我覺得這也是占不住腳的。過熱的指標首先是供不應求，但是現在的投資并沒有導致供不應求。中國的勞動力過剩，資金過剩，外匯儲備高，反映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個制度和機制的問題。我們有這么一個高增長是好事，對經濟是有很大的好處的。
記者：1992年，我們剛剛結束了三年的治理整頓，應該說開始大家對當年經濟增長的預期并沒有那么高，但是結果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這是為什么？
張立群：1992年的時候我在國家計委的經濟研究所從事宏觀經濟的研究。當時我們就注意到了經濟過熱的情況。從1990年市場疲軟到1992年擴大需求，當時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供給的基礎層面存在瓶頸。當時供給和需求的機制還沒有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比如說當時的投資大檢查，就不是市場化的手段，只要你一松弛，投資很快就會膨脹。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1992年GDP增長是和當時的大背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當年有小平南巡講話。需求的增長潛力調動非常大，投資的潛力調動也非常大。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那時候投資潛力大是由行政力量主導的，不用費很大的力氣。按照當時的說法，就是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賺自己的錢。地方政府都是有熱情，卻沒有擔心。現在則不同。現在，投資的風險約束非常大，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由于當時提出“步子再快一點，膽子再大一點”，對投資也有很大的影響。
當時的中國經濟還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供給尤其脆弱，而現在的市場調節能力則非常強。1992年時有很多產品是短缺的，因為缺少就到處去買，價格越漲，大家就越買，結果刺激了倒買倒賣，造成了一種虛擬的需求。但是現在的需求是實打實的，沒有廠家會去囤積，因為供給跟隨需求的能力增強了。
經濟觀察報：1992年，中央政府就已經做出了一些對經濟的調整政策，盡管當時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有分歧的。到1993年的下半年，中央政府進一步出臺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即我們現在所說的“16條”就是其核心內容。根據中國經濟目前的增長態勢，您認為在宏觀調控政策上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張立群：依靠政府的增長和依靠市場的增長是有區別的。依靠市場的增長，資金融通渠道要靠銀行，銀行是支持增長的重要因素。貨幣政策是支持中國這一輪增長的重要基礎，貨幣政策要保持積極的姿態，不能輕易撤火，不能輕易做反常調整。今年上半年貸款增長20.8%，貨幣增長跟經濟增長大體是相適應的。央行貨幣政策報告也指出，沒有必要進行貨幣政策調整，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是大體同步的態勢。但是，在這個基礎上，要改進貨幣傳導機制。中小企業融資還有困難，要考慮怎樣打通貸款渠道，改進機制，讓中小企業有更方便的融資渠道。
與此同時，財政政策要做適當的調整，擴張的財政政策要調整下來，國債投資應該收縮，收縮到需要的地方去。比如現在的電力投資，可以吸引民間投資。能夠由市場去投資的，就交給市場去做。但是，公共衛生建設、對農村的支持、啟動消費，財政應該發揮作用，財政支出要加快社會事業的發展。換句話說，積極財政要轉型。
據《經濟觀察報》
確實，當我們翻開90年代的中國經濟史，會很驚訝地發現，2003年的中國經濟與1992年有太多的相似之處。1992年貨幣投放也是一個創記錄的年份，那一年投資增長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經濟過熱是那一年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對于房地產的擔憂與今天如出一轍，重復建設與現在似乎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樣也說的是汽車、鋼鐵和開發區。
可是，1992年與2003年的中國又有太多的不同之處。我們需要真真切切地看看，當中國經濟的列車行駛過1992年的時候，究竟留下了怎樣的痕跡，而那樣一種痕跡又給我們的記憶涂上了怎樣的一種色彩，以至于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的官員們在談到1992年的時候，每每都帶著一種強烈的警戒心理。這種警戒心理一直影響到今天我們對經濟的分析和判斷。
興奮的1992
按照慣例，《人民日報》會在每年元旦這一天發表新年社論，而這個社論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對上一年總結和對當年進行展望、定下基調的作用，并且這個基調代表著政府的看法。1992年這一年的《人民日報》新年社論這樣寫道：經過三年的持續努力，經濟秩序有比較明顯的改善，整個國民經濟已經恢復到正常的增長速度，治理整頓的主要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后來的歷史證明，中國經濟確實由此進入一輪騰飛期。
1992年是“八五”計劃實施第二年，經濟界人士說，這是實現第二步發展戰略的起步年。創業潮也在此時在中國上下興起。在重慶，55歲的尹明善這一年開始了第一次創業，憑著手里的20萬元開了一個9個人的小作坊，生產摩托車發動機；與尹明善在同一個城市的宗申幾乎同時也把創業的目光鎖定在摩托車上。后來這兩人都成了摩托車行業的風云人物；這一年，上海的郭廣昌和幾個同學湊錢注冊了一家公司，成為后來的復星集團最早的雛形；大連的徐明也是在這時候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企業。如果仔細看看，后來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出現過的很多名字，在這時候剛剛開始掘他們的第一桶金。
1992年3月，摩托羅拉公司宣布投資1.2億美元在天津開發區建立亞洲地區最大的生產基地，拉開了外資大舉進入中國的序幕。后來在中國市場上成功的跨國企業，比如像寶潔、康師傅，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在大陸建立合資企業。根據當年的統計資料，1992年新簽利用外資協議金額6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倍；實際使用外資188億美元，增長62.7%。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協議金額575億美元，實際投資111.6億美元，分別增長3.8倍和1.6倍。到1992年末，在我國注冊的“三資”企業已達8.4萬個，比上年末增加4.7萬個。
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應該是1月鄧小平的南巡。鄧小平在南方的講話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被陸續傳出。2月28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南方談話作為中央1992年第二號文件下發，并發出通知，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干部。很多人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
中國“入關”談判在這一年取得了突破。翻看那時候的報紙，不時可以發現對于入關之后相關產業是否會受到沖擊的報道和分析。在1992年底，中共十四大宣布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爭論也終于結束。在日內瓦舉行的中國工作組第12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宣布：我們中國也是搞市場經濟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這個宣布在當時的關協總部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從而結束了對中國貿易體制的審議。中國與美國也達成了市場開放的協議。
一些樂觀的聲音開始說，中國最快將在1993年就會加入關貿總協定。在福建，由于預計中國將會很快入關，人民幣將實現自由兌換，加上通貨膨脹的預期，黑市人民幣兌換美元價格到了6.8比1。
此外，一直讓人們揪心的價格改革已經露出了曙光。10月7日的消息說，中國的價格改革已經過了萬重山，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定價的商品僅有20.9%。而且，更讓人們感到樂觀的是，價格改革似乎并沒有帶來物價的大幅度上漲。
上漲的是股市。在上海，在1992年的7月份，股市中有一種瘋狂在蔓延。當時的媒體報道說，一切自發性的全民炒股熱潮已經蔓延到浦江兩岸。認購證從30元一張漲到6月初的4000到8000元一張，面值百元的上海豫園股票5月25日收盤價突破萬元大關，因為5月1日上海股票實行自由定價交易。這種瘋狂最終演化成了當年8月在深圳的一場風波。中國證券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一幕發生了，發行股票認購證吸引了100萬全國各地的人涌進深圳，一張認購證被翻炒到上千元，還鬧出了不小的事端。
說到汽車工業，沒有人可以忽視1992年。這是中國汽車工業狂飆突進的年份。1992年1-5月，汽車產量和銷售量都比上年同期增長46%和36.7%，庫存則下降了30%。到8月份，天津夏利公司的負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外界宣布，夏利的訂單已經排到了1993年的第一季度。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吳志強副總經理樂觀地對媒體說，今年產量將超過原計劃的65萬輛，達到80萬輛，比歷史最高的1988年增長大約20萬輛。但是，他的估計也保守了。事實是，1992年中國汽車的產量首次突破了100萬輛，增長幅度超過了50%。不過你很難說那樣的速度是否太快。因為從那時到邁進200萬汽車產量的臺階，中國只花了8年的時間，超過300萬又用了2年。而1992年汽車業井噴式的行情在2003年重演，100萬輛只是2003年一個季度的產量，并且再用1年的時間，中國汽車產量就可能超過400萬輛。
不過，1992年說到重復建設的時候，也沒有人會忘了汽車工業。也是在那一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說，汽車工業要總量控制，要搞好宏觀調控。
輿論這時已經在討論要不要再建一個新寶鋼的問題。當時中國鋼材產能已經達到了7000萬噸，位居世界第四，但是鋼材的缺口仍然很大。1992年1-10月份，中國進口470萬噸鋼材，比上年同期增長了80.3%，全年進口總量則超過了600萬噸。
房地產泡沫
1992年，在海南搞房地產的潘石屹離開了熱火朝天、每天還在上演著一夜暴富神話的海南，轉而來到了北京。潘石屹后來回憶說，當時我們公司一共6個合伙人，4個人在海口的北方大廈開了一個會。當時與潘在一起的馮侖說：“海南的房子炒得有點過火了，形勢不妙，我們該收場了。北方地盤大，有發展空間，我們得去占個先。”大家都同意。談到讓誰去，潘石屹說那就讓他去。潘石屹承認，后來海南房地產崩盤，他并不是先知先覺。
有數據表明，在1991年底至1992年初，海南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大約只有372家，注冊資金13億多元，1992年底便迅速增加到1000多家，注冊資金達到40億元。對于海南的神話，當時市場上流行的一則故事很好地說明了那種情形。一個從外地來海口打工的農民，因身無分文每天晚上只好睡在大街上。某一天，他偶然睡在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大門口，早上醒來一看，身后排著長長的一溜人。最后，這個民工賣掉自己的位置拿到了“從天上掉下來”的7萬塊錢，高高興興地離開了。
那時候住房制度改革還沒有鋪開，住房貸款向個人敞開大門，只是在當年10月才開始，建設銀行的行長周道炯宣布了這一個消息。而取消福利分房則是6年之后的事情了。
潘石屹說：“那是一個開放而令人激動的年代。”當然，在他看來，那也是一個多少有些荒唐的年代。“我還記得，當時鄰居的老太太們在看到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有關于價格改革的那么一句話后，就買了好多條肥皂啊什么的回家。當時經濟上、思想上、觀念上……整個大環境的巨變，連老太太都意識到應該做點什么，但因為是之前沒做過沒經歷過的事，大家都頭腦發熱，不知道該做什么，無論是政府還是平民老百姓。”
從興奮到失控
1992年，顯然大家都有些性急，覺得走路太慢，恨不得能跑起來，這種氣氛多少影響了宏觀決策部門。那一年的8月2日，有關國家部委修改了八五計劃，普遍把原計劃的經濟發展目標加以提前，郵電、化工、鐵道、交通和能源都是如此。
在1992年三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于當年的經濟增長計劃做了這樣的描述：國民生產總值增長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投資要符合產業政策，避免盲目發展和重復建設。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12.3%，貨幣發行和新增信貸規模與去年大體持平，零售物價上漲幅度控制在6%以內。報告特別指出，考慮到治理整頓剛剛結束，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一些不穩定因素，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是調整結構和提高效益，因此在今年經濟增長速度的計劃安排上，是留有余地的。
更早些時候，由經濟學家劉國光主持的《經濟藍皮書》對1992年的經濟增長率作出了預測，認為GDP增長率將達到6-7%，投資5800-6000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量增加12%，零售物價指數上升5-7%，新增貸款規模為2700-3200億元。國家信息中心的預測則說，商品零售物價總指數控制在6%以內是可能的。
在1991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7%，而零售物價只上漲了2.9%。對于1992年的經濟走勢預期，可以用平穩兩個字來形容。
但是，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這種變化在上半年的經濟數據公布后顯得格外突出，以至于人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隨之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92年上半年GDP增長10.6%，結束了1991年的平穩增長，步入高速增長時期，在建規模全民所有制突破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0%。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說，經濟運行已經進入了高速增長期。不過發言人警告說，雖然經濟運行仍然處在綠燈范圍之內，但是新開工投資項目過多，在建規模偏大，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等問題應引起警惕。
國家信息中心有關人士在7月份表達了更深的憂慮：運輸緊張矛盾，生產資料交割加速上漲，消費品價格也持續上漲，生產和流通部門的短期預期正在形成。這位人士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采取緊縮政策，防止過熱情況下信息失真導致新的結構失衡。
與此同時，從年初開始的生產資料價格漲勢還在持續。全國各地傳來的消息都在證明這一點：全國鋼材價格狂漲，水泥價格猛漲。短短一年時間，中國的鋼材產量增加了1000多萬噸，水泥產量增加了20%以上。
中國人民銀行綜合司的人士在1992年11月14日撰文說，盡管存在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但是總供需缺口還不大，相對寬松的經濟環境尚未逝去。但是文章說，如果經濟持續過熱，相對寬松的總供需就會發生變化，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就有可能比較快地釋放出來。并且這位人士提出，如果在某個時候發現通貨膨脹比較快地提高，應當及時地提高利率。
到了年底，人們都在猜測存款利率將要調整，保值儲蓄將要恢復。
事實上，從1992年的第三季度開始，人民銀行已經從嚴控制專業銀行的貸款發放，信貸擴張的勢頭降下來了。1992年12月，中辦和國辦下達緊急通知，要求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除必須新開工的重要項目，嚴格按照審批權限審批外，一般項目不得開工。設置開發區的審批權限不得層層下放。對那些不具備基本條件和超越權限批準的開發區及房地產項目，要立即進行調整，各地銀行要停止供應資金。
中央政府在踩剎車了，但是從當時的情況看，剎車有點失靈。因為投資還在加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于當時的經濟形勢的疑問，包括媒體都在尋找答案：明年會出現通貨膨脹嗎？
在1992年12月下旬召開的一個研討會上，學者們爭論的最主要的話題就是：當前的經濟過熱了嗎？參加研討的有國家信息中心、中國社科院、國家統計局、國家體改委、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經貿辦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學者和官員。《中華工商時報》披露了研討會的主要內容，絕大多數人對1992年的經濟增長持肯定的看法，認為“不存在過熱和過快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他們用來比較的參照系是1988年。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盡管經濟發展態勢與1988年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從總體上觀察，有本質的不同。他們認為，1992年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三年的治理整頓基礎上的，目前正處在經濟發展的上升期。有學者則表示，1992年投資的高速增長是一種恢復性的增長，從幾年來的平均水平看，不是迅猛，而是不足，更談不上通貨膨脹。
后來有評論說，當時的爭論甚至上升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有人把認為經濟并未過熱、不必采取緊縮措施的人劃為“改革派”，把認為經濟已經過熱、應當及時調整的人劃歸為“保守派”。事實上，這種爭論到了1993年還在持續，即使在1993年7月，加強宏觀調控的16條應急措施出臺之后，爭論也仍然沒有結束。
即使在今天，潘石屹在回憶起16條的時候，仍然說：“有點突然、有點過了”。他說，感到了被“一下子砍斷胳膊”的疼，“我覺得應該是哪兒有傷，哪兒治傷。找清楚問題在哪兒，然后再看該怎么治療，不能因為手上疼，就把整個胳膊砍了。”
據1993年初發布的199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1992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23938億元，比上年增長12.8%；消費品零售額9613億元，增長16.6%；居民生活費用價格上漲6.4%，其中城鎮8.6 %；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5.6%。全年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582億元，比上年增長37.6%，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第二個高峰。
2003會不同嗎？
今天，人們對經濟過熱擔心，更多的是因為1993年和1994年遭遇的經歷。許多人相信，如果2003年的情況與1992年是相似的，并且我們沒有及時采取措施，2004年也許會發生類似于1993年和1994年的情況，雖然情況可能不會那么糟。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所說，這是一種經驗的判斷，這種判斷也許沒有錯。事實上，我們更可以說，1992年很像1988年。
1988年的中國經濟從體制上來說與1992年沒有本質的區別，盡管改革仍然在持續，但是關鍵部分的改革，如經濟體制、政府體制、企業體制的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而且，市場格局此時還沒有完全走出賣方市場，價格改革還在繼續，雙軌制還沒有宣告終結，這使得兩者在體制層面上有很強的可比性。
對于今日與1992年的不同，潘石屹的說法是：“我是隨著中國的市場經濟一起成長的人，現在已經不是1992年的狀況了。”潘認為當時房地產泡沫產生的原因，更多是大環境的因素，方方面面都不成熟、不理智——國家沒有宏觀調控的經驗、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所以導致房地產投資的瘋狂和盲目，結果造成整個行業的混亂和崩潰。
“但現在沒有人買房是為了炒房，都是為了自己住房條件的改善或者添一份更可靠的產業，這是因為經濟發展這些年來，人民生活水平積累到這個程度了，在溫飽解決后，就追求住得更好，和當初拿著房號炒房不是一回事。”潘石屹說。
是的，2003年的中國經濟是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建立并且在逐步深化的經濟，是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的經濟。這使得任何與1992年的比較都會因為喪失體制基礎而顯得缺乏說服力。10年的時間已經使支撐中國經濟這趟列車運行的動力有了本質的不同。因此，我們不能用一個標準去評價這兩列列車的運行速度和質量。
也許，與1990年代初相比，沒有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只剩我們的金融體制。直到今天，人們對金融風險的擔心沒有減少。而這也是今日一些人對經濟過熱擔憂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3與1992：擴張機理不同
經濟觀察報：今年上半年的各項經濟指標陸續出來后，研究宏觀經濟的學者和制定宏觀政策的官員對于經濟形勢的判斷有很多。其中有一種爭論引人注意，就是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過熱的苗頭，同意這個看法的人都提到了1992年，認為中國經濟可能會重蹈1992年的覆轍，您覺得為什么會這樣？
張立群：過去的幾次過熱都有這樣一些跡象：一開始是投資的高增長、貨幣供應量的高增長，然后就會出現高的經濟增長，接著是高的通貨膨脹。
今年上半年的投資增長高達30%以上，是近10年來都沒有出現過的高增長。同時，M2增速為20.8%，貸款增速22.9%。單看上面這些數據，有些學者擔心，這種情況與過去很類似，經濟的先行指標已經顯現出來好像有了過熱的跡象了。從經驗的角度講，出現了苗頭就應該早做調整，過去的經驗就是沒有及時調整，結果真的熱起來之后，就比較難調整。比如1992年。
而且，貨幣政策有半年的遲滯期，即使是現在調整，半年后才能顯現出效果。物價水平與供求關系也是如此。所以，一些學者建議要預調整，早動手。宏觀調節要有一個提前量，從經驗的角度講這是沒有錯的。
另外，央行是有些擔心，認為貨幣供給對經濟增長有直接的責任。貨幣供給這么快，在某種程度上說，不是貨幣政策直接能夠左右的。比如結匯渠道的人民幣投放，對貨幣政策是有擠壓的。因為這個結果不是貨幣政策主動執行的結果，所以央行對通貨膨脹很警覺。結合歷史的經驗看，貨幣增長這么快是有風險的。從歷史經驗看，確實有些問題需要早做準備。
經濟觀察報：從一些宏觀數據的指標來看，1992年的情況跟現在的確是很相似的，而且在當年對于經濟是否過熱的爭論也跟現在有很多的相同之處。在您看來，今年的經濟增長跟當年的經濟增長是否有區別？我們如何來判斷？
張立群：1992年和2003年，從宏觀經濟運行的一些指標上看，的確是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經濟運行的背景差異是很大的，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也有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說，現在的整個擴張的機理跟當時是不一樣的。原因是：
第一， 供給跟隨市場的能力現在比過去要強大得多。過去的過熱伴隨著瓶頸和短缺：1980年代是消費品，比如1988年的電視機等家用電器；1990年代的過熱伴隨著基礎產品的短缺。因為加工業產能擴大后，基礎工業跟不上，這是一個產業鏈條上的短板。原材料緊張、電力緊張、價格上漲都是由供給的短缺造成的。
但是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短缺時代結束，供給的基礎改變了。過去一切是計劃為主，現在是由市場決定為主，消費投資由企業和居民決定，與價格和企業居民的預期有關。供給由計劃安排到市場決定，因此不可能出現長期的短缺，市場可以調節供求關系，意味著經濟體制從量變到質變的轉變，供求總量關系從根本上改變了。市場對供求的調節能力強大，這是這一輪增長的前提，汽車、住房都沒有出現嚴重的供不應求現象，關聯產業，比如鋼材、有色金屬、水泥、玻璃，這幾年上得非常多，證明了市場對供求的調節。
2001年以前，我們認為鋼材的供求平衡點是1億噸，但是去年的平衡點就達到了2億噸，今年的產量將會超過2億噸。此外，進口的調節能力也很大，因為外匯儲備充足。我們再看電力，一看到短缺，馬上就有發電能力的增長，今年電力設備的定單都滿了，所以電力短缺不會是長期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因為供給能跟上需求，因此很難想象會出現嚴重的價格上漲。今年上半年消費價格指數也不過上漲了0.6%，生產資料價格也不過是百分之四點幾。
第二， 投資的高增長不會帶來新的通貨膨脹。
在1992年到1997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平均是11.5%，這幾年一直在8%左右。為什么現在從8%往上走就不對了？那么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是多少為益？我們需要保持什么樣的增長率呢？現在我們的資金供給很大，外資流入很高，勞動力充裕，解決就業是個大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潛在的增長不會是一個很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從市場的角度看，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未來市場的空間還很大。這和90年代是不同的。城市居民住房水平低，住房的需求空間很大，上半年房地產的銷售速度比開發速度快，證明房地產沒有受到需求的約束。汽車，去年中國城市的普及率不到1%，北京高一點也不過19%，而日本是87%，中國與世界差距很大。從未來看，只要經濟增長能夠持續，收入就能夠保持，消費者的支付能力就有保障。因此，從增長過程看，目前還不存在風險。
目前的增長在升溫，還未能達到繁榮，什么時候達到繁榮還有待觀察，要看兩個指標：一是物價較快上升，發現了瓶頸制約；二是國際收支對進口和資金的進入形成約束。如果這兩個指標正常，就沒有達到充分的繁榮，從這兩個指標看，不能輕言中國經濟過熱。
再來看投資主體。現在的投資中，行政主導的投資還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市場主導的投資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比如民營企業的投資。這跟1992年時的投資有很大的區別，當時更多的是政府的投資。如果說當時的情況主要是政府的攀比性投資，那么今天就主要是企業的自主性投資。換句話說，今天的生產和消費已經形成了一種聯動的關系——生產推動消費，消費拉動生產。生產和供給的決定機制跟當年是大不一樣的。現在的需求是受到收入約束的，是有邊界的，也正因為如此，現在投資擴張要負的風險責任比過去大得多。
現在有些觀點說中國經濟目前是投資主導的過熱，我覺得這也是占不住腳的。過熱的指標首先是供不應求，但是現在的投資并沒有導致供不應求。中國的勞動力過剩，資金過剩，外匯儲備高，反映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個制度和機制的問題。我們有這么一個高增長是好事，對經濟是有很大的好處的。
記者：1992年，我們剛剛結束了三年的治理整頓，應該說開始大家對當年經濟增長的預期并沒有那么高，但是結果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這是為什么？
張立群：1992年的時候我在國家計委的經濟研究所從事宏觀經濟的研究。當時我們就注意到了經濟過熱的情況。從1990年市場疲軟到1992年擴大需求，當時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供給的基礎層面存在瓶頸。當時供給和需求的機制還沒有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比如說當時的投資大檢查，就不是市場化的手段，只要你一松弛，投資很快就會膨脹。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1992年GDP增長是和當時的大背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當年有小平南巡講話。需求的增長潛力調動非常大，投資的潛力調動也非常大。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那時候投資潛力大是由行政力量主導的，不用費很大的力氣。按照當時的說法，就是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賺自己的錢。地方政府都是有熱情，卻沒有擔心。現在則不同。現在，投資的風險約束非常大，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由于當時提出“步子再快一點，膽子再大一點”，對投資也有很大的影響。
當時的中國經濟還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供給尤其脆弱，而現在的市場調節能力則非常強。1992年時有很多產品是短缺的，因為缺少就到處去買，價格越漲，大家就越買，結果刺激了倒買倒賣，造成了一種虛擬的需求。但是現在的需求是實打實的，沒有廠家會去囤積，因為供給跟隨需求的能力增強了。
經濟觀察報：1992年，中央政府就已經做出了一些對經濟的調整政策，盡管當時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有分歧的。到1993年的下半年，中央政府進一步出臺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即我們現在所說的“16條”就是其核心內容。根據中國經濟目前的增長態勢，您認為在宏觀調控政策上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張立群：依靠政府的增長和依靠市場的增長是有區別的。依靠市場的增長，資金融通渠道要靠銀行，銀行是支持增長的重要因素。貨幣政策是支持中國這一輪增長的重要基礎，貨幣政策要保持積極的姿態，不能輕易撤火，不能輕易做反常調整。今年上半年貸款增長20.8%，貨幣增長跟經濟增長大體是相適應的。央行貨幣政策報告也指出，沒有必要進行貨幣政策調整，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是大體同步的態勢。但是，在這個基礎上，要改進貨幣傳導機制。中小企業融資還有困難，要考慮怎樣打通貸款渠道，改進機制，讓中小企業有更方便的融資渠道。
與此同時，財政政策要做適當的調整，擴張的財政政策要調整下來，國債投資應該收縮，收縮到需要的地方去。比如現在的電力投資，可以吸引民間投資。能夠由市場去投資的，就交給市場去做。但是，公共衛生建設、對農村的支持、啟動消費，財政應該發揮作用，財政支出要加快社會事業的發展。換句話說，積極財政要轉型。
據《經濟觀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