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總量的變化，要在后期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并不一定意味著前期要制定過分嚴格的政策，因為過分嚴格的政策可能會傷害國民經濟。

將于2009年9月正式出版的一份研究報告提出，在強化低碳政策的情景下，中國碳排放有望于2030年達到峰值。

再過三個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就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上述研究報告的分析，迅速引起了各方關注。但研究報告負責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對《科學新聞》強調，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只是報告中的三種情景之一，希望報告的讀者不要產生誤解。

中國碳排放的三種情景

中國有望在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一說，來自美國能源基金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聯合資助的《中國2050年低碳發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在這份報告尚未正式發布之前，路透社就事先獲知了研究結果，并作出報道。由于報告涉及中國碳排放峰值這一極受關注的話題，其他媒體也紛紛跟蹤報道。

上述研究項目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和清華大學聯合完成。整個項目的中英文報告將于2009年9月出版。此前，第一階段研究結果《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已經由科學出版社結集出版。

研究報告負責人姜克雋告訴《科學新聞》，在報告中共設置了三種情景：基準情景下，中國碳排放總量于2040年達到峰值；低碳情景下，中國碳排放總量會明顯低于基準情景；在強化低碳情景下，中國碳排放則有望于2030年達到峰值。

“如何使中國在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具體來講，是指普遍使用現有的和下一代的先進節能技術，同時中國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能力也特別強，清潔能源技術得到更加大規模的使用，此外還應有一部分CCS（碳捕獲和儲存）技術的使用。”姜克雋說。

報告作者之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胡秀蓮說，基準情景是比較可能達到的一種情景，而另兩種情景需要更多的條件。

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則告訴《科學新聞》，根據他和同事的研究，“如果說中國碳排放在2035年達到峰值，會比較保險”。

潘家華還說，碳排放總量的變化，要在后期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并不一定意味著前期要制定過分嚴格的政策，因為過分嚴格的政策可能會傷害國民經濟。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博士還指出，中國的碳排放達到峰值，并不意味著能源消耗也達到峰值，中國的發展仍然要消耗大量能源，只不過屆時將會更多使用綠色能源。

官方態度與個人研究

根據8月15日的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說，中國的碳排放在2050年之后不會繼續增長。

與蘇偉提到的2050年中國碳排放達到峰值相比，姜克雋等人研究報告中基準情景的碳排放峰值年要早上10年。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迎評論說：“這份報告是一個情景研究的結果。即使在其所述的基準情況下，除了延續現有的節能減排措施，也還要增加一些措施才能實現；而另外的兩個情景，則需要大大的強化現有措施才能實現。”

她還說，情景研究基于科學計算模擬，是針對假設情景進行的一種研究而不是預測，“其結果只能為我們提出努力方向，為政策提供參考。但由于現實的發展是不確定的，情景研究也不一定貼近現實，尤其是在強化低碳情景下的假設，更容易偏離現實”。

實際上，在2007年的印尼巴厘島和2008年的波蘭城市波茲南，姜克雋及其合作者的研究進展都被傳遞給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參與者，但并未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

或許是至關重要的丹麥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即將召開，他們的報道變得格外引人矚目。但姜克雋希望這份研究報告不會給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帶來不利影響，“事實上，這不過是一個研究成果，2030年達到峰值也僅僅是其中一個情景，過分強調它會有失偏頗”。

潘家華評論說，這份報告體現的不是中國政府的意志，而是學者的個人研究成果。

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教授韋志洪告訴《科學新聞》，該報告并不會對哥本哈根會談造成影響，任何研究人員都可以進行相關的研究和模擬，“報告不是官方發布的，即使有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提到，你們中國有人進行了這樣一項研究，政府也可以回應說，那只是個人的研究”。

持類似觀點的還有美國能源部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的錢云（音譯）。“這個研究只是情景研究，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即使在談判的時候也可以比較靈活。”他說。

姜克雋也表示，其報告代表的只是一個研究結果，而蘇偉的言辭體現出的是謹慎的官方態度。

中國碳排放的“命門”

“技術是核心。”當談到什么是中國控制碳排放的最關鍵因素時，姜克雋表示，“目前最需要支持的還是技術，但中國在相關領域的技術投入仍然不足。”

“未來相當一段時間，發達國家都會在低碳技術方面擁有優勢，中國要實現強化低碳情景，需要充分的國際合作，發達國家先進的低碳技術能夠盡快地在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及。中國也需要在某些技術領域加大投入，集中有限的資金，爭取在一些方面領先。”他說。

陳迎也表示，國際合作對于中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未來的碳排放量，一方面取決于中國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取決于國際的支持”。

雖然中國的低碳技術仍然落后于發達國家，但姜克雋認為某些方面已經有了好的勢頭，如中國的風能發展就可能超越其他國家。

他還舉例說，他們曾經預定中國在2040年中國的空調COP值，即機組制冷量與機組能耗之比為8，“但事實上，現今一些空調的COP值已經達到了6，比我們的預期要提前很多。看起來，有許多領域的發展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當然，在現階段，中國的碳排放總量仍將不可避免地增長。蘇偉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就表示，中國需要大力發展經濟來幫助人民脫貧致富，而現在就去討論中國的碳減排的話，為時太早。

“中國現在還不能作出相關的正式承諾，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很多地方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世界自然基金會楊富強博士告訴《科學新聞》。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胡秀蓮還表示，中國雖然沒有在全球作出減排承諾，但實際上，中國在“十一五”期間單位GDP能耗降低20%等節能減排政策，已經為全球的溫室氣體減排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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